试论执政党的诚信建设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把诚信建设提高到党的战略高度，不仅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诚信建设，构建和谐的社会道德局面，而且要求执政党加强自身的诚信建设。只有这样，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一、执政党诚信建设的重要意义

诚信是人们在社会活动和经济交往中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之一，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执政党的诚信在政府诚信、社会诚信、个人诚信等领域中处于核心地位，决定了政府诚信、社会诚信、个人诚信的前进方向，也是其他诚信良性发展的根本保障。

（一）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历来受到高度重视。在中国传统道德中，《说文解字》中有“诚”和“信”的解释为：“诚，信也。”“信，诚也。”从诚与信联系来讲，中国传统的诚信内涵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信于言。孔子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荀子说：“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荀子·不苟》）《春秋》中也有“言之所以为言，信也。言而无信，何以为言。”要求人要信于言，这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准则。二是信于义。在传统伦理中，诚信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道德要求，需要以“义”为旨归。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章句下》）。三是信于天，或称之信于性。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天、人是相通的，诚信是天道、人道统一的基础与关键，是一切社会规范的根本。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

（二）诚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道德品质。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政党的诚信建设。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革命同志，应当有共同的思想信仰、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奋斗目标，同志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爱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者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永远记住一句话：“工人阶级的解放。”列宁在痛斥第二国际背叛马克思主义时，就严正指出：“既然这些领袖毫无节气地改变自己的口号，他们就是一文不值的，对他们不能寄予信任，他们将永远是工人运动的累赘和负担。”毛泽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是党性的表现”，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坚实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本本主义，事事抱着实事求是的诚信态度。邓小平提出：“第三代的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江泽民同志指出：“共产党员在政治上要光明磊落，讲真话、办实事，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反对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要深入基层，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讲真话、办实事、求实效，“一切工作都要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

（三）诚信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

加强执政党诚信建设，对新时期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它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党员干部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党员干部是否讲诚信，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品行，而且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如果党员干部不讲诚信，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依赖，我们党就会失去执政的基石。其次，它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完成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的现实需要。胡锦涛同志提出：“在未来5年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一个负有历史使命的执政党，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必须讲诚实、守信用。“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此，加强执政党诚信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也是提升执政党公信力的需要。同时，也是解决当前党员队伍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正如十七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这既揭示出当前执政党诚信建设的迫切性，也凸显当前执政党诚信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视执政党诚信建设，是一个事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也是积极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执政党诚信建设的目标模式

“诚信”即“诚实、信任”。执政党诚信建设则内含着“诚信为民”和“取信于民”两层意思；前者是诚信为民，要求诚实守信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与信仰，侧重于“诚”的理性要求。后者是取信于民，要求恪守各种契约与准则，从而确保政党良好的守信、信用形象，侧重于对“信”的具体考证。这要求执政党诚信建设既要符合现代政党发展规律，也要顺应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在这种基础上执政党的诚信建设要以责任型政党、服务型政党、法治型政党、开放型政党作为目标选择和主要内容。

1、责任型政党

建立责任型政党、维护公民利益是执政党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党和国家机构对社会公共事务行使有效管理的职权或公共行政权力来自于人民，是人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授予的。这表明党、国家机构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代理人与主人（即国家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这关系决定党、国家机构必须对人民承担责任。”因此，强化执政党责任，是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的应有之义。建设责任型政党，一是要服务发展大局，进一步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把党建优势转化成为发展优势，把党建成果转化为发展成果；二是要服务民生大局，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三是要服务稳定大局，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2、服务型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核心价值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政党、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权力边界必然逐步形成。“在变化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运行形态下，党对国家、对社会的领导，也就必然从包揽一切、决定各方的领导，转向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变化，要求党的组织，尤其是党的基层组织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由“全能党变成服务型政党”，即“从通过全力来实现对革命和生产的动员与组织的功能结构，转变为以社会关怀和利益协调为轴心的功能结构”。当然，这里所说的服务，应该是广义的服务，既包含日常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也包含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如实反映群众意见，还包含对人民群众的精神激励、各种合法权利的尊重等等。政党要通过为社会、为群众服务来获得影响力，从而获得领导力，最终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而拥有执政的合法性。

3、法治型政党

现代文明意义上的“诚信”概念，“除继承东西方传统的“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这一内涵外，还赋有法律属性，即赋有法律规定的属性。”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是我国各族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如何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也就变得极为重要。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然要求把党的领导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即积极推进执政党的法治化，建设法治型政党。“法治是规范和约束权力、防止权力腐败的最有效和最理性的社会政治机制，执政党只有依法执政，才能使人民授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建设法治型政党，执政党首先要树立起依法执政意识，关键是要有遵守宪法的意识；其次要依法对执政党的执政权限进行规定，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党法关系；同时，要不断完善监督执政党执政行为的法律并制定政党伦理法。此外，执政党还必须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成为遵守法律的模范。

4、开放型政党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使不同隶属关系的单位党组织处于相对封闭、相对隔离的状态，党建工作基本就是基层党组织内部的小循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的组织形态由原来的紧密型趋向松散型，无行政隶属关系、资产纽带关系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越来越多，不少人成为隐性党员、口袋党员。突破传统的党建模式，建设开放型政党，以开放促诚信，成为执政党诚信建设的重要内容。建设开放型政党，一是要完善组织架构，突破传统固化的单位组织结构，打通不同性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隶属关系、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的壁垒限制，实现党的工作全覆盖；二是要创新活动方式，探索实践开放型组织生活，改变以往依赖行政手段包揽一切、决定一切的工作方式，转向采用社会化、柔性化、民主化的各类工作机制，有效地整合社会、服务社会。三是要推进党务公开，建立和完善执政党行政信息的公开和披露机制，加强党员群众知情权的规范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设，监督领导干部的执政行为。

（执笔人：王瑞华）